试论贺州市旅游业的文化底蕴及其开发价值

                                  邱有源

    1973年12月，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一幅帛画，叫《汉初长沙国南部地形图》。它绘制于二千一百多年前，是迄今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精确度颇高的地图之一。在这幅地图的南端，明显勾勒了耒湟、潇贺、湘漓三条最古老而又极为重要的水道或水陆联运交通线。三条交通线从长沙辟出，如同三支强弩分别射向东南、正南和西南三个方向。位居中央正南方的这支强弩便是湖南潇水至广西贺江水陆联运交通线，历史上称为潇贺古道。

    潇贺古道徜徉在历史的皱褶里，从蜿蜒崎岖的都庞岭峡谷流出，滋润着广西东北部和广东西北端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着近五千年的岭南文化。无疑，地处湘粤桂三省接壤的贺州大地，自古就是岭南交通枢纽，也是岭南经济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悠悠贺江，滔滔巨浪，虽然没有黄河长江的雄伟气势，但她闪烁着的肃穆与纯真和弥漫着的神秘与雄奇，毕竟在历史的深处携卷了狂放的雄风，从古到今，日夜不停地流向蔚蓝色的大海。如今，贺江两岸山水秀丽，风景迷人，悠旷的山野，浩渺的水波，幽深的林莽，碧绿的田原……大自然的神工妙笔早已令国内外游客心旷神怡。然而，这里真正的魅力不仅仅是山光水色本身，更在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本文试图通过对千年尘封的潇贺古道的跋涉，透过她奇特的历史现象，从而揭示出她的文化意义及其开发价值。

    一、潇贺古道上的古人遗迹

    潇水与贺水同时发源于萌诸岭西侧。两江源头是一片平缓的峡谷走廊，凭借一段短暂而平坦的山路相连接，便形成一条贯通岭南岭北的古通道。

    古通道其实兴于先秦。有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为证。
    在贺州市沙田镇，有一段长达15公里的古道，两旁发现有多处战国古墓群和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绳纹、席纹、云雷纹和方格纹等印纹陶器，还有东周青铜编钟以及予、钺、斧、镞等青铜兵器。这一切足以证明：自东周时代起，贺州就是潇贺古道上一处重要的汇合中心。

    公元前200多年，秦始皇征服岭南百越以后，“调徙民五十万戍之”，这镇守岭南的50万人，都在潇贺一带驻足停留。因此，秦始皇在先秦拥有的10条湘桂古道的基础上，又在湖南道县和广西富川古城之间，开辟了岭口“新道”，从干流处联结潇水与贺江，成为秦汉以后最主要的南北交通线，也是古人类北上的主要途径。

    贺江由临水与大宁河这两条支流汇合而成。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时，大量的军事货运都是从贺江经过。因此，汉武帝在临贺汇合处设置临贺县，着重经营贺江流域，原因是贺江的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都比湘桂其它古通道重要，交通条件也置得优越。因此，它注定要为人类历史作出贡献。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贺江航线上商船甚多，汉朝常用绚丽多彩的丝绸和黄金交换印度等国的明珠、壁、琉璃等异物，这就是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由西汉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到明朝共延续了将近两千年的岁月里，贺州至少在公元前111年至公元280年的近四百年间，是南来北往进出口货物的必经之路，为中国早期航运和外贸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西汉、三国、到西晋、南北朝，历代的中原移民，大都沿着潇贺古通道走，因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古人足迹。

    据《太平寰宇记·贺州、桂岭县》所载，桂岭南二十七里贺水边，有越王泅渡遗迹。在水中长一丈余的平石土，“有履迹，各长九寸，按《荆州记》云，贺水边石上有石栉、石履。俗云昔越王渡水脱履堕栉于此，二物今尤见在”。《水经注》也有类似的记载。这虽是神话传说，但至少可以说明：先秦时越国曾有途径岭东河道和贝江道进入贺江的古人踪迹。

    在贺州市桂岭镇七里山至开山镇的象界村，仍保留着秦时古道遗迹。路面用石板和河卵石铺设而成，宽1﹒5米，全程约8公里。据《广舆记》载：汉高祖和文帝时陆贾两次出使南越，都走这条古道。唐宋历代出兵统一岭南，都从这条古道出击。公元971年，潘美灭南汉，首先围攻贺州。南汉派伍彦柔率兵前往缓救，潘美于贺州的信都设伏大破汉兵而攻下贺州。然后西取昭州，南取开建，东夺连州，再沿江东去灭南汉，这一战例足以显示古贺州的险要之处，它曾经历过一次重要的古代军事实践。

    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邓小平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北上会师，还是李济深徙步来贺州宣传抗日，还有一大批从事早期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如柳亚子、何香凝、梁漱溟、陈劲先、薛觉先、红线女、马师曾等，都在潇贺古道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

    1944年，日军沿贺州古道南侵，英勇的岭南民族在麦岭同日军进行一场激战后，日军被围困近一个月时间才抱头鼠窜。

    194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道进军，追击歼灭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
    新中国成立后，贺江经过多处截流建水电站，潇贺古通道的历史使命从此宣告结束，只残留着古通道的部分遗迹。而那灿烂的历史文化却深深地渗透在贺州这片神奇的土地。

    二、贺江水系的文化交流

    贺州是一部厚实的文明史，揭开了华夏文明的古老乐章。
    在贺州市桂岭镇，有许多座春秋战国至汉代古墓，现已试掘10余座，出土文物达300多件。1990年在沙田镇发掘的战国“神兽铜尊”，状如传说中的麒麟，有长鹿角龙首，其尊盖上的盘蛇与尾部的龙雕饰式，恰似西周同类器物造型，纹饰风格既有中原之态，又具有浓厚的百越文化色彩。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曾在刊登这一铜尊的《中国文物精华》序言中称：“它是华夏文化和百越文化相互交融的见证”。它以其精美的造型参加了1993年全国文物精华展览，并作为这次展览宣传画的标志，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参观者。

    在贺州市出土的文物中，还有春秋时代的夔纹陶器罍、釜、罐和战国时期的米字纹陶瓮，都具有古越族的文化特征。

    可以说，贺江，是岭南古文明的摇篮。
    中华民族的先进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于是有了五千年的“良诸文化”，已成为我国东方文明的曙光。春秋时期，吴、越两国有发达的青铜器时代文明。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不仅国力强，且疆域为七国之冠。灭越之后，楚国继承了吴越文化，加上长期的开发和发展，不断促进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因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楚文化在世界上颇具影响，长沙西汉墓出土的珍贵帛画，幻想与现实交织的艺术形象虚实相映，生动感人，深受世界仰慕。由于毗邻关系，吴、越、楚文化输入岭南更为直接。而处于潇贺古道黄金路段的古贺州，吸收中原特别是楚文化无疑是最活跃的。贺州古人类利用自己在交通上的优势，和善于吸收四方氏族的长处，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大量的中原移民带来了中原的语言和文化，这成了贺州文化的主流。

    长期以来，人们总认为秦始皇修筑灵渠起就沟通了长江与珠江。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漓江有三百六十个险滩，真正能安全通航是明朝中叶疏通之后。那么在此之前，潇贺古通道经历过两千年以上的全盛期。贺州因处于古通道的黄金路段，历代的中原移民都经历过贺江的游离与恩典。南来北往的经济与文化交流，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古贺州文化现象。

    贺州的古墓葬群之多，其文化表征与湖南、江西的同期墓葬相一致。在贺州市出土的诸多文物中，诸如陶器和陶片的纹饰，同湖南江华县和广东封开县的古陶具纹饰属于同一文化类型。这些已说明，潇贺古道上的文化交流在新石器时代就拉开了帷幕。

    进入青铜器时代，这种文化交流更加频繁。
    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湖南湖北的强大楚国，与岭南有着广泛的文化交流。大量的中原移民循潇贺水路而来，而人数较多的聚集点，便是贺州至封开这一带。除了湖南来的瑶族，还有江西来的汉族客家人支系，加上当地的土著百越，使贺州出现了多种民族混合，多种语言融合的文化现象。由于各个部族各自独立，互不统属，因而也就不能形成一种统一的语言。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随着文化的传播，自古以来贺州人就可以用几种语言交流。无论普通话、粤语、客家话、瑶话、壮话以及本地土语，贺州人都能对答自便，应变自如。尽管贺州已接受多种语言，同时以源于本地的古人类为主体，逐渐吸收中原文化，但始终没有相互同化，各语言族系仍然按照自己的轨道发展。

    在贺州市桂岭镇，有一座古墓，为明孝穆皇太后的先祖坟户。当年孝穆皇太后沿着潇贺大通道入宫，随后皇上追赠太后先父为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母为夫人，还赐予第宅、金帛与庄田，给这片土地带来了世代荣耀的文化光环。古临贺城东二公里的临贺两水汇合处，有一座风光旖旎的江心小岛，建有一座古庙。古庙前的石壁上，有李济深提写的“浮山”二字赫赫显目，还有当地一位神童十岁时写的“中流砥柱”四个大字，足以证明贺州在古代南北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距贺州市区15公里处，有一座保存完整的客家围屋，占地20多亩，里外四层与大小天井相间，梁柱雕龙刻凤，风格古色古香，三百多年来仍保留完好。无疑，客家文化在这里有了完美的体现。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贺州先民树起了辉煌的历史丰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贺州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国内外游客提供了丰富的人文旅游资源，它将同未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作出重要贡献，为人类文明史写出光辉壮丽的一页。

    三、关于文化旅游的开发价值

    发展贺州旅游，离不开文化。这里说的文化旅游，是指囊括历史文化在内的旅游资源。因为在旅游事业中，文化的地位举足轻重，必须高度重视它的开发价值。

    首先是研究价值。在贺州出土的“神兽铜尊”又叫麒麟尊，为战国墓的瘗葬品，具有浓郁的越文化色彩，是一件华夏文化与百越文化相互交融的证物，因而被称为国宝。明孝穆皇太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瑶族皇太后，认识她对于研究瑶族历史及其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客家围屋是我国罕见的方型结构的建筑群，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并可以作为国内外客家人寻根访祖、省亲会友的重要场所。如何在突出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开发出相应的配套项目，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制订一个区别于文物保护规划和文化经济规划的文化旅游发展规划。因为，文物保护规划只强调保护而注重社会效益，文化经济局限于产业运作方式而突出经济效益。而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既强调文物保护，更突出开发利用。旅游部门应与文化主管部门共同协商，就市区文化旅游发展单独作出规划，确立开发项目，明确发展方向，力争创造世界文明之奇迹。

    其次是旅游价值。我们已经面临着一个有利时机：据国际旅游组织预测，到21世纪，中国将成为世界头号旅游大国，全世界都看好中国。作为举世闻名的古代文明国度，旅游业不能不把历史文化放在重要位置。另外，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和广西大做旅游文章的新思路，已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有利于文化旅游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在贺州市面向海内外推介、设置的多条旅游专线中， 应将历史文化列为主要景点。

    此外，教育界强调将过去的应试教育转为素质教育，除了讲求教育质量，重要的是培养儿童的个性、品格、意志与视野等等。那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将成为一种时尚，参观、旅游活动无疑是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的最生动的教育手段之一。贺州的文化景点甚多，既有历史文化遗迹，也有近代革命斗争遗址，面向学生开放多条旅游线路应有广阔的市场。这对于“认识贺州，热爱贺州、宣传贺州、建设贺州”，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再其次是经济价值。近年来，凡是到过贺州旅游的游客以及国内外旅游专家，都认为贺州旅游极具开发价值。不仅因为有秀丽的山川景色，还因为有神奇的人文景观，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已经挖掘的历史文化如果仅局限于博物馆陈列，未必有利可图，或仅仅开放一、两个文化景点，也很难保证经济效益。应扩大规模，集中特色，联点成线，全面推进。在战略上采取“外引内联”，“外引”需要把路子拓宽，如在宣传、线路方面安排得更加合理；与国内各地文艺单位和博物馆合作开设跨市、跨省旅游业务；与教育部门合作举办夏令营及活动周等活动内容；引进外资，加快景点建设步伐等等，真正使贺州旅游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内联”需要联合一些历史珍藏品，广泛征集中外工艺品，再制作相关的各种纪念品，同时创作表演一些历史文化深厚的文艺精品，使之丰富旅游的文化色彩，提高其文化品位。

    总之，贺州文明的发展与潇贺古通道兴衰紧密相联。因为拥有独特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还有别具一格的宗教文化、饮食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优势，大大地丰富了贺州旅游的文化内涵。她同中原文化、江南文化一样，是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开发利用其文化旅游项目，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无疑是一份卓绝的贡献。